“生死协议”折射的互信缺失

　　这几天，因为学生们签订了一份由校方拟定的协议书，新疆教育学院职业教育分院掀起波澜———这份协议书被学生称作“生死协议”。该校大多数学生认为，学生身上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事件，学校全都列在这份协议上，是要把责任推卸干净。校方解释说，这只是一种警示和告知，并非推卸责任。学生反问：“学校可以用很多告诫方法，为什么非用这种方式来告诫我们？”

　　单看这份协议上的内容，学校的行为似无不妥之处。比如说，学校规定了“私用电器的；自杀、自伤的；在假期离校、返校过程中发生的；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发生的；地震、雷击、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，而学校已经履行了相应职责，行为并无不当的”等情况下，学生自己承担责任。公允地说，这其中有些属于不可抗因素，有些属于校方难于监督全凭学生自觉的范畴，如果发生意外，很难说校方有什么直接责任。但严谨的条文之外生硬的操作办法却透露了更多的信息：签订协议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，事先未作说明，事后未作解释，十来分钟签字了事———那种急于摆脱干系、置身事外的心态呼之欲出。

　　学校有学校的苦衷。一方面，随着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和入学渠道的多样化，学生素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。很多高校的教师都反映：学生比以前难管了！再加上社会上浮躁空气和不良诱惑的侵袭，现在的学生的确是更容易出现安全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，家长对子女的溺爱娇纵更胜从前，孩子稍有闪失就会找到学校要个说法，如果出现了事故更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可以说，学校预防事故和处理善后的难度都在增加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一种沉重的压力。如果再经历过因为出现意外而与家长缠讼不休的事件，就会变得杯弓蛇影，进而“防卫过当”。新疆教育学院的这份协议就是这种安全恐惧症压迫之下的不当举动。事实上，这份协议被上级主管部门认为是无效的，学校完全是“病急乱投医”。

　　学生也不是无端发难。近年来，高校的收费越来越高，而教学质量却在整体下滑；学校的楼越盖越漂亮，老师的责任心却不比从前了；学校本该提供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和社会实践，现在却以安全为由按兵不动或者严防死守；教育学生本来需要须臾不可疏忽的水磨功夫，行政化倾向严重的高校却每每秉持懒政思维，甚至想通过协议的方式把责任推脱于事发之前，等等。种种不如意之处，使学生和家长也攒了一肚子怨气，处在点火就着、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。

　　两方面都有苦水，都有怨怼，双方的互信处在低点，却找不到有效的交流途径来互通声气，达成谅解。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其实，上周在法庭和解的“舔痰学生状告老师”案也是心理隔膜造就的。老师心脏病发，学生叫“妈”并当庭撤诉，案件以戏剧性的方式收场，背后的潜台词耐人寻味。虽然外界至今并未掌握全部事实，但基本脉络还是清晰的：师生因为小事争吵形成僵局，个性学生一气之下舔痰。学生被校方劝退，愤而状告老师。如果不是双方心结难解而能各退一步，这件事不至于发展到先舔痰后劝退的境地。当在法庭上因老师心脏病发而出现转机，则双方心结即解，相拥而泣的感人场面也就顺理成章。这两个案例说明，学生、家长和老师、学校之间确实出现了心理裂痕，不复从前“你办事我放心”的其乐融融了，而两者之间的摩擦势将影响学生的学业，甚至危及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。

　　站得更高一些看，互不信任又岂止出现在师生之间？这几乎已是国人的通病。很多人早已习惯了用实利来决定亲疏远近，用防范的眼神打量一切。手机里存了二三百个号码，却没有一个是邻居的。这样的人际关系是凉薄的，这样的社会结构是脆弱的，这样的现状是必须改变的。当然要提倡“从我做起”，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引导。教化人心是一门无限深广的学问和极度繁难的课题，但现在已到了直面万难、奋勇破题的时候了。